1938年，一本用粗糙油印纸印出来的小册子，悄悄摆上了蒋介石的案头。
他一口气读完，在书页上画满了红蓝铅笔的记号。
合上书，他沉默了很久。这本书，是他死对头写的。
窑洞里的九天
要讲这本书，得先讲它是怎么写出来的。
1938年，抗日战争打到第十个月。
正面战场的消息一条比一条难看。北平丢了，天津丢了，上海打了三个月最后还是丢了，南京更不用说。国民政府被日军追着满地图往后退，武汉岌岌可危，整个中国弥漫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绝望。
这种绝望，分裂成两种声音。一种喊着"赶紧和谈"，觉得再打下去亡国是迟早的事；另一种喊着"三个月打赢"，觉得只要苏联出兵、英美援助，日本撑不住。
两种声音，一个叫亡国论，一个叫速胜论。听着对立，本质上是一回事——都是不知道这场仗到底该怎么打。毛泽东在延安，把这两种声音都听进去了。
他没有立刻开口反驳。他先是花了相当长的时间，把能找到的军事著作翻了个遍——《孙子兵法》、克劳塞维茨的《战争论》、日本人写的战术教材，一本一本地啃。他还把朱德、周恩来这些人的游击战经验，一条一条地整理进去。
等他真正动笔，是1938年5月上旬。
关于写作的过程，当时的警卫员留下了记录。毛泽东坐在延安的窑洞里，微弱的烛光照着他的脸。他两天没睡，只吃了一点东西，手酸了就捏着旁边的一块石头使劲握几下，再继续写。到第七天，他脚上穿的鞋被火盆里的火烧出了一个洞，他还没察觉——整个人还在沉思里。
九天，五万多字。
1938年5月26日到6月3日，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连续六天作了讲演，把这五万字的内容说给台下的人听。讲完，陈云找到他，说这个理论对全党、对整个抗战都有重要意义，应该让更多人看到。
毛泽东接受了。他决定把讲稿整理成文，先在党内油印传阅，然后正式成书，往国统区发，往国际上发。
这本书，就这样出来了。书的核心，是两个问题的答案。
第一个：中国会亡吗？答：不会，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。
第二个：能速胜吗？答：不能，这是一场持久战。
然后他把这场仗拆成三个阶段——战略防御、战略相持、战略反攻——把每个阶段该怎么打、为什么这么打，一层一层说清楚。他同时指出，光靠军队不够，这场战争必须发动全体人民，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。
逻辑严密，路线清晰，没有一句废话。
书印出来之后，延安的干部争着看。前线的战士在战斗间隙，靠着油灯一字一字地读。王震后来回忆，读完这本书，打仗的劲儿都不一样了。
但延安毕竟只是一个地方。这本书真正开始震动整个中国，是因为它被一个人送到了另一个人手里。
那句"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"
把这本书推到蒋介石面前的，是白崇禧。
白崇禧当时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，人称"小诸葛"，在国民党内以善于用兵著称。《论持久战》刚发表，周恩来就找到他，把书的基本精神讲了一遍。
白崇禧听完，拍案。他用八个字概括自己的感受："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。"
这八个字不是随口说的。白崇禧是职业军人，打了半辈子仗，见过各种纸上谈兵的东西。能让他用"最高"这两个字的，《论持久战》是头一本。
他把书精读了不止一遍，然后把书里的精华提炼成两句话："积小胜为大胜，以空间换时间。"
然后他去找蒋介石。蒋介石把书看完了。根据程思远的回忆，蒋也十分赞成。他不只是点头认可，而是做了一个动作——命令军事委员会将这两句话通令全国，正式定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。
这个动作的分量，远比表面看起来更重。
你得想想这是什么场景：国民政府最高统帅，拿着共产党写的东西，盖上自己的印章，发给全国的军队。
他不可能在通令里写"此理论来自毛泽东"。但他也没有扔掉这本书。他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式：把核心思想"本土化"，由白崇禧提炼成口号，通过军委会的名义推行下去。内容是毛泽东的，出口是国民政府的。
消息在国民党将领之间传开了。
傅作义把书印发给所属部队的官兵，要求人手一册。卫立煌把书找来，让秘书陪着他一起读。冯玉祥当时是有职无权的闲人，但他自掏腰包，印了三千多册，挨个送给国民党要员。
这三千多册书里，没有一本是廉价的礼物。冯玉祥送书，是因为他真的认为这本书值得送。
与此同时，还有一个更私密的读者，把这本书翻了七八遍——蒋介石的儿子，蒋经国。
这件事，记在蒋经国私人秘书余致浚的遗留手稿里。手稿里写着，蒋经国曾主动谈起《论持久战》，说书里对战争形势的分析"十分深刻，有很大的预见性和说服力，读了叫人万分信服"。说话的时候，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单行本，书页翻得很旧，红蓝铅笔圈画的记号密密麻麻，书边上写满了中文和俄文。
一个父亲在案头读这本书，儿子在书架边读了七八遍。这个家庭，对毛泽东的著作，下了真功夫。
但这还不是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。
1938年9月，日本最大的综合杂志《改造》全文刊出了《论持久战》的日文译本。日本的军政要员没有第一时间公开表态，但他们的军事部署开始悄悄调整——这种无声的变化，本身就说明了这本书的分量。
一本窑洞里写出来的油印小册子，在同一年，穿透了国共两个阵营，越过了整个东海，抵达了敌国的案头。
蒋介石日记里那些说不出口的话
一个人真正怎么想，往往不在他的讲话里，而在他的日记里。
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在2006年和2007年分两批公开了《蒋介石日记》，时间跨度从1918年到1972年。日记一公开，研究蒋介石的学者们扎堆涌进胡佛研究所的阅览室，只能用铅笔和纸一字一字地抄，不许复印，不许拍照，连电脑都不让用。
这种规矩，反而说明日记里有东西。
据史学家郭岱君的研究，蒋介石经常阅读毛泽东的著作，凡是他认为毛泽东说得有道理的地方，他会直接在日记里记下来。一个人愿意把对手的观点写进自己的日记，这不是普通的"关注"，这是真正在学习。
日记里写得最直白的，是打仗的事。
红军长征期间，蒋介石数次调兵围追堵截，却被毛泽东的部队一次次从包围圈里滑了出去。事后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了一句话，大意是：此次作战，自愧不如，红军机动灵活，我军呆笨迟钝。
这话，是蒋介石日记里罕见的夸人之语。
1939年，他读到了毛泽东的《党的建设》。
这篇文章讲的是党的组织纪律和工作作风。蒋介石读完，对照国民党内部涣散的状态，陷入了长时间的反思。当年3月，他在日记里一连提出十几个问题，都是关于国民党自身的：为什么党内各部门无法协调配合？为什么党员毫无信仰？为什么连青年人都开始反对自己的党？
这些问题，他在日记里写下来，但没有找到答案。
他知道共产党的那一套是什么——土地、组织、动员，把农民变成士兵，把士兵变成信仰者。 他也知道这是国民党学不来的，因为国民党的背后是地主、买办和官僚资本，让他们把土地分给农民，等于让他们割自己的肉。
知道，但做不到。这是蒋介石最真实的处境。
他能把《论持久战》的精髓印发给全军，却没有办法复制这本书背后的东西。
1938年11月，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，参会者超过一百名高级将领，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也坐在会场里。周恩来和叶剑英当场阐述了《论持久战》的基本思想，发言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认同。
会后，《论持久战》和蒋介石的讲话被一起装订成册，人手一本发到每位高级将领手里。
然后他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——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，直接委托八路军的教官来上课。
于是出现了抗战史上最奇特的一幕：叶剑英站在台上，台下坐的是国民党的团长和师长。课程内容是怎么发动群众、怎么建立根据地、怎么打游击。
学员认真，教员也认真。气氛相当热烈。但最后的结果，是一场教科书式的讽刺。
国民党派出去打游击的部队，大多数到了敌后不发动群众，反而抢粮抓丁，欺压百姓，被老百姓编了个外号，叫"遭殃军"。有些人喊着学《论持久战》，到了地方却在刮地皮。
形学到了，魂没学到。
蒋介石心里清楚这是为什么。他知道游击战能打赢的前提，是老百姓愿意帮你。 他在书里读到了这个道理，但他的军队一到地方，就和老百姓对立起来，因为两者之间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利益纽带。
游击训练班后来无疾而终。这条路，他走不下去。
败退台湾后的深夜读书
1949年，国民党败退台湾。几百万军队，打了四年内战，一路从东北打到海南，最后退到这个岛上。蒋介石带走了他的日记，带走了他的档案，也带走了那些他至今没想明白的问题。
为什么会输？
他不是没反思过。1950年，他在日记里列举了十三条失败的原因——外交上的失误、经济上的崩溃、军事上的指挥失当。他把能想到的都写进去了。最后一条，他写：没有能够很好地宣传和贯彻孙中山的民生主义。
史学家杨天石读到这一条，评价说，这是蒋介石"多少悟出了问题的本质"。
但这个"悟"，来得太晚。
在这场内战里，共产党在每一块解放区都推行了土地改革。农民分到了地，就有了要保卫的东西。当解放军说"保卫胜利果实"，每一个刚分到土地的农民都听懂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
蒋介石早就在《论持久战》和毛泽东其他著作里，看到了这套逻辑。他不是不懂，他是没法做——做了，他的统治基础就垮了。
这是理解这段历史最关键的一刀：蒋介石输掉的，不是几场战役，而是他从一开始就无法提供给农民的那样东西。
在台湾，蒋介石继续写日记，继续反省，继续祷告。他在1953年的日记里写下"展阅旧日记不忍释卷"——一个失去大陆的人，翻着自己几十年的记录，不知道在里面找什么。
他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没读够书的学生。这个形象，和他在大陆意气风发指挥千军万马的样子，落差大得让人说不出话来。《论持久战》的影响，早在1938年就越过了中国的边界。
那一年，全文日译本登上了日本最大的综合杂志《改造》。日本的军政要员没有公开回应，但他们的战略部署开始悄悄调整。一本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用油印机印出来的小册子，让侵略者也坐不住了。
1939年，英文版完成翻译，在上海的英文杂志上分四期连载，随后秘密发行单行本，在上海的外国人圈子里流传。周恩来还把书寄到香港，托宋庆龄找人翻译，爱泼斯坦参与了这项工作。
毛泽东在1939年为英译本写了序言，说："伟大的中国抗战，不但是中国的事，东方的事，也是世界的事。"
这句话，今天读起来，仍然掷地有声。
回过头看这段历史，有一个细节值得反复琢磨。
《论持久战》在国统区曾经遭到查禁。国民党的审查机构担心这本书传播共产党的思想，下令封禁。但书还是在流传，怎么封都封不住。
据说，当时有一家出版社的老板想出了一个办法：把封面上"毛泽东"的名字去掉，换上"蒋中正"三个字，重新送审。审查官一看是委员长的著作，大笔一挥，通过。
这本"蒋委员长著的《论持久战》"，就这么在国统区顺利卖开了。
这个说法不一定完全可信，但它描述的荒唐，是真实的。
一本书，写的是怎么打仗、怎么团结人民、怎么赢得这场战争。它的作者用九天时间写出来，在延安的窑洞里靠着烛光完成。它的读者，包括了它的作者的死对头，包括了对手的儿子，包括了敌国的将领，包括了太平洋对岸关心这场战争走向的外国人。
它跨过了所有的阵营，落在了所有人的案头。
最后，蒋介石带着这段历史的重量退到台湾，坐在那里写日记，反省，祷告，翻旧账。他没有想明白所有的问题，但他明白了一件事：
那本油印的小册子，比他的十个师还管用。
他自己说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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