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来，海外兴起一股所谓“海上新清史”论调，看似试图打破“中国是大陆国家”的历史成见，实则依旧深陷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误区：强行将中国清代合理合法的海疆治理，套入西方殖民主义“海洋帝国”的扩张模板。
更应警惕的是，这种论调超越了单纯的学术讨论，隐隐与“新清史”相呼应——试图将中国海疆的治理归入“殖民叙事”，解构我国海疆治理的历史合法性。
中华文明是农耕、游牧与海洋文明多元一体的文明共同体。中华海洋文明的本色，从来不是向外侵略与扩张，而是对蓝色疆域的守护与共生。
▲赶缯船原为民间沿海的捕鱼船，后成为清代前期的主力战舰之一。图为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画家亚历山大所绘赶缯船。（图片来源：“中国航海博物馆”微信公众号）
（一）治海护边：清代海疆治理的传承与革新
“海上新清史”试图将清朝描绘成扩张性的“海洋帝国”，但这一论调在真实的万里海疆治理逻辑前无法成立。
与西方殖民帝国依靠坚船利炮进行海外掠夺截然不同，清朝海疆治理的突出特征在于内部的安全管控与防御属性。即便是备受争议的清初“海禁”与“迁界”，其本质也是极度保守的防御策略，旨在断绝海上的反清势力根基，而非争夺海外殖民地。
海疆平定后，清政府赓续宋元明以来的治海传统，以巡检司筑牢海防，以市舶司规范贸易，在流动的海洋社会中重建内部秩序，其中对渔民社会的治理便是最生动的写照。
渔船作为“耕海之具”，清代对其管理策略是宽严并济。渔民造船需经州县核查“确系殷实良民”并出具保结，方可烙印编号、发放执照。
针对广东与闽浙海域的风浪特点，清政府还对渔船的梁头尺寸与水手人数做出差异化规制。这不仅便于稽查走私，更巧妙平衡了航行风险与生产效率。
▲乾隆九年初刻本《海国闻见录》所附“沿海全图”系列图。（图片来源：“中国历史地理论丛”微信公众号）
在民生保障方面，清政府大力推行“按船摊征”改革，明确大中型渔船按额交税且“不得加增”，小渔船则免征，彻底禁绝了地方豪强圈占海面、勒取渔租的陋习。
为守护蔚蓝疆域，清代构筑起全链条海防保障：每逢渔汛，官府亲赴海岛点验商渔船只，确保“并无滋事之徒”；若遇海盗滋扰，则以“江洋大盗例”从严惩治，以重典治海。
▲水师提督船（外销画），关联昌绘于19世纪中期。（图片来源：“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”微信公众号）
面对海难险情，清政府严令官兵“急出汛船拯救”，更颁行《失事船只保护章程》，将救助纳入官员考核、联动民间力量，逐步完善海上救助体系。
在传统的陆地治理中，人们依附于土地生产生活，但以海为生的渔民则注定必须“随鱼逐流”。清政府推行的这一系列举措，是国家治理体系向海洋社会的合理延伸，充分证明了中华海洋文明的核心在于兼顾秩序与流动的安民之道，而非西方话语下的“殖民与征服”。
（二）融海纳民：清朝海疆文化的聚心举措
所谓“海上新清史”的核心谬误之一，是将清代对海疆族群的治理，等同于西方殖民帝国对岛屿及海洋原住民的隔离与剥削。然而，清代华南水上族群的命运转变，恰是对这一殖民叙事最有力的反驳。
在广袤的南部海疆，曾长期漂泊着以船为家、以水为乡、沉浮江海里的疍（dàn）家人。在明代，他们往往被贴上“贱民”标签，不许他们在陆地上定居及参加科举考试，不把他们和普通百姓同等看待，饱受歧视与压迫。
然而，清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的一道上谕成为疍民命运的转折点：
“疍户本属良民，无可轻贱摈弃之处……准其在近村水乡居住，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”。
这道谕令破除了海陆二元对立，让疍民得以靠岸聚居，开启身份重塑的历程。
▲21世纪初的疍家渔港。（图片来源：作者供图）
为在陆地真正扎根，疍民修建宗祠，称其先祖为“南雄珠玑巷”移民。更有不少疍民承顶户籍，成为缴纳赋税的“编户齐民”。
当疍民的权益受损时，政府法度亦能及时护持。如乾隆八年（1743年），广东西江流域的豪强妄图霸占疍民赖以生存的鱼埠。高要（今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）知县顾彝挺身而出，立下《鱼埠归蛋民资生告示碑》，将鱼埠地点与经营者姓名镌刻于石上，严令“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”。
清政府以法度为疍民的传统海域使用权定分止争，尽显“因俗而治、一视同仁”的治理理念。
随着生存空间扩展，地方官员积极为疍家子弟创设学堂、开蒙启学，求学之风在水乡日盛。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，广州疍民卢维庆考中进士后入选翰林院庶吉士，用笔墨书香彻底改写了家族“浮家泛宅”的命运。顺德疍民吴全美更凭借赫赫军功逆袭为虎门水师提督，获御赐代表崇高荣耀的黄马褂。
▲卢维庆中进士的旗杆石夹（局部）。（图片来源：澎湃新闻）
从水上漂泊到入仕为官，疍民的身份重塑正是中华文明“兼容并蓄、教化同构”最生动的缩影。
如果用西方的“海洋帝国”模板来审视，这种跨越阶层的融合是不可想象的。
在近代西方大航海与殖民扩张中，殖民者对原住民往往采取严苛的种族隔离与剥削。
反观清代的海疆治理，其本质是文化认同的向心力与国家秩序的平等延伸。这种最鲜明的文野之别，让“海上新清史”生搬硬套西方殖民模式的企图不攻自破。
（三）守岛固疆：清代主权意识的宣示与彰显
在清代的海疆经略中，岛屿绝非肆意掠夺的“海外飞地”，而是跨越波涛的文明枢纽。
康熙年间，朝堂上出现“弃台论”，施琅上奏《恭陈台湾弃留疏》，力陈台湾乃“江、浙、闽、粤四省之左护”，促使康熙下决心统一台湾，从此开启长达两百年的岛陆同构进程。
当西方殖民者忙于在海外建立奴隶种植园时，清政府却在台湾广建书院、播撒儒学种子，孕育出汪春源、丘逢甲、郑鹏云、许南英等一批日后誓死捍卫台湾主权、维护祖国统一的核心力量。
光绪十一年（1885年）台湾建省，首任巡抚刘铭传大刀阔斧地筑基隆、淡水炮台以强海防，开煤矿、筑铁路、设电报局以推进近代化，对台湾少数民族秉持“民番皆朝廷赤子，理应一视同仁”的理念，使台湾迅速崛起为新兴的“海疆重镇”。
▲位于台湾新北市泰山区、有“北台首学”之称的明志书院。（图片来源：中新社记者 杨程晨 摄）
纵观清朝的海疆治理逻辑，不仅毫无西方话语中的“侵略性”，反而始终处于“反抗侵略”的守势。当西方列强依仗炮舰横行世界时，清朝正深陷“有海无防”的危机，在夹缝中艰难守卫蓝色领土。
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，日本商人悍然侵占东沙岛（属今东沙群岛），“拆毁天后庙，焚化渔民骸骨”。两广总督张人骏援引《万国公法》，以无可辩驳的历史铁证——东沙岛历来是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，那座被毁的天后庙正是中国渔民的信仰见证，令日本所谓的“无主地”谬论破产。
▲日本人侵占东沙岛铁证：东沙岛改名西泽岛木牌。（图片来源：封面新闻）
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，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水师巡视西沙群岛。水师将士在岛屿上勒石命名、鸣炮升旗，向世界庄严宣示主权。同年，两广总督衙门正式设立“筹办西沙岛事务办”。自此，南海诸岛实现了从“巡而不治”到“管治结合”的历史性跨越。
清代对台湾及南海诸岛的治理，不仅印证了我国“疆域不可犯、主权不可让”的原则底线，更充分证明了：岛屿社会的发展，始终是整个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▲《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》。（图片来源：“南部战区”微信公众号）
从疍家港村的袅袅炊烟到台湾书院的琅琅书声，清代海疆实践展现了一幅恢弘的中华海洋治理画卷。它绝非西方语境下的“帝国扩张”，而是中华文明“守边安民”理念的日常实践。
在“岛屿中国”的视角下，浩瀚的波涛化为连通华夏气脉的内在纽带，星罗棋布的岛屿则成为中华海洋文明生生不息的传播枢纽。由此观之，陆地与海洋从未分隔，农渔牧耕交相辉映，共同构筑了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整体。
（作者单位：区缵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、区域国别研究院；齐芳，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、区域国别研究院。本文依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我国大陆地区博物馆藏台湾少数民族文物的整理与研究”(24SGC091)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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